墨，渐渐散开，如小说之生成。
《余墨》起笔冷峻克制，从墨迹还未晕染开的浓稠晦暗开始铺垫故事，是拿掉人之存在的夜晚，是关乎行旅的高铁列车，是有去处无来处的微茫，是遥望的叙述姿态。
夜空被渐渐放大，字面之下的空间与时间也随之扩大，在灰黑一片的冷色调中，浓度大于人而高度低于人的“故事”与“人生”一同浮现。微茫的气韵落实到了虚构的“梁城”之上，通过重游之路重建现实与回忆的关联，重新探照人的状态与心绪。
(资料图片)
小说画面也由马赛克式的模糊光斑逐渐聚焦、汇拢、显影、清晰，呈现出接近日常的质地。通过“抖音”这一时兴科技应用，“我”在自拍这一动作中登场，人进入了小说的时空。此时的空间不局限于列车车厢这一“硬场地”，还具备一层云端线上的“软空间”，数码与现实的同频震动震出了空间的含混分层，形成凝固、叠加之美。再借由微信消息串联起人的过去与此刻、记忆与当下，通过浓郁的现实生活元素勾勒了小说的时态语法：现在完成时（ThePresentPerfectTense）。这一时态表示过去的动作或状态持续到现在，或对现在造成的影响，他者的死亡便属从过去持续到现在，葬礼仪式便是这一时态的最佳表征，而对现在所造成的影响便潜隐在小说后文之中。
夜空浩大，在作家笔触聚焦人物之后二度出现，是为强调。夜色朦胧暧昧，覆盖着空间与时间，一切尚未明晰，小说的第一节借此完成了整体氛围的奠基构造。作家走笔行至第二节，人性的试验场随之铺展开来。梁城被具象化，通过对“我”研究生阶段回忆的细描，空间被限缩：梁城——梁大——历史系——容焕余师门。借由收缩夜空之境的阔大，事件发生地逐渐清晰，与事件相关的人及其身后的人物关系也逐渐明朗，“余”与“墨”并非只是简单的人物关系陈列，而是小说意境的经营。
程济与谷墨是一组镜像对照，同为历史系学术大牛容焕余的学生，两人之间弥漫着一股“既生瑜何生亮”的悲情，也因此两人的命运轨迹免不了比照与竞争，他们的人生抉择便也就显出了价值取向的异同。两个人如同两种化学试剂，在高校这一实验场中碰撞，在不同的事件中检测人的厚度与温度。程济与谷墨如同金庸笔下的宋青书与张无忌，一个为武当大侠之子，高门大户，根正苗红；一个是历经离散苦楚，灰头土脸前往武当的“曾阿牛”。两人是两种典型的青年样本，用以说明社会进阶的两种渠道路径。程济仰赖先天加成，是血统论的既得利益者；谷墨依靠自身奋进努力，是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践行者。研究生就读期间，谷胜程一筹，因其对学术的纯粹热爱与天赋，“冷库小子”比程这位世家公子更引导师注目。但步入工作阶段之后，导师对两人态度倾向有了明显的变化。谷的狂狷之气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方面让其洞穿学术奥秘，另一方面也刺破了和谐人际关系。相反，程从小学会的场面逢迎招数让其在工作中如鱼得水。
借助导师态度转变，作者向读者抛出一架价值天平，“人情练达即文章”与“闭门造学术论文”两类价值砝码位居天平两端，分别指涉着世俗的成功与内心的风景。高校这一环境会选持哪一端？学者们会选择哪一端？读者们又会选择哪一端？这是小说家无法割舍的学术本心与深思，与其说此时是作者在发问，毋宁说是学者房伟在发问，既是叩问自己，也是叩问小说中人，更是叩问学界众生。
如果仅是两个典型案例所形成的价值对照，或许小说情节还不具备引人进一步深思的力道。所以作者选择在这组难以配平的化学方程式中再加一味催化剂：高晓菲。狭窄的学术领域与逼仄的上升渠道早已挤压出程、谷二人内心的阴暗丑陋，高晓菲作为他们共同的情感所属对象进一步激化了他们的矛盾纷争，因而这个角色性别大于性格特质，功能性大于人性。或是为了弥补这一性别功能角色的立体度，作者以其情感脉络勾勒了一个“高校贪吃蛇”的形象：有情，但不多；逐利，全心全意。在《余墨》弥漫全篇的死亡肃杀之气中，高晓菲凭借自己的女性性别身份，将生之追逐跃动在名利场中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，从辅导员到博士研究生再到准学科带头人，她的每一步都诉说着向上走的决心，只要能够往上爬，便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，她性格中所含的“急功近利”也催化小说中的生死之葬与人性之葬相互重叠。
谷墨既是“余墨”成立的核心，也是“双葬”中的一葬，其人生履历并不漫长，但是密度较高，可令读者反复玩味。谷墨出身农村，通过知识获得了阶层跃升的可能，通过学术研究构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新阶层身份。在一定意义上，谷墨是高加林在21世纪的延续与发散，更是对当前“996”“孔乙己长衫”等互联网语境迷思的一种回应。
高加林出场时有两个身份：农民的儿子、民办学校教师。两组身份在有限的生活生产空间中相对和谐，但随着失业困境的到来身份危机应运而生，高加林被迫开始重新确立自我，这是《人生》的一条主要线索。于高加林而言，不同的身份对应着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作为老师的他享有“准知识分子”的待遇，以后可以生活在“商品粮世界”中；作为农民儿子的他，是“普通的赶集的庄稼人”，需要直面他无法接受的乡村现实世界；作为通讯干事的他，是县城的一分子，所面对的是“报纸的世界”，文明时髦。但是在种种变故之后，高加林再次回到了乡村，由此其人生轨迹与小说叙事形成一个圆环结构：乡村——县城——乡村。《人生》的结尾收束于高加林匍匐的身姿与手中捏紧的黄土，这一设计点明了农民之子与乡土大地间无法斩断的亲缘，也说明了八十年代通过“知识”进城的艰难。及至《余墨》，杜县农民之子谷墨凭借其天才般的学术天赋完成了进城的壮举，并获得了高加林一直未曾真正获得的知识分子身份，但谷墨并未进一步与城市发生关联，他走出了乡村，却并未扎根城市，终究算是城市的过客。死亡，成为一颗决绝的钉子，将这个处于过渡状态的青年钉在城市发展史中。通过谷墨的人生，圆环结构被击碎，不可逆的死亡似在宣告：当代青年返乡之不可能。
刘巧珍与黄亚萍之于高加林，并非仅仅是红、白玫瑰这般虚玄浪漫的爱情选择，而是负载着生活之重的命运抉择。选择刘，便是选择高加林所不愿面对的农民身份；选择黄，便是选择他所期待的高于乡村的县城文明。两种选择非此即彼，没有转圜的中间地带，由井水和漂白粉所引发的“卫生革命”事件便是最好的说明，高加林必须二选一。当双选的命题放置到谷墨面前时，高加林式的困局被重现。女工与晓菲意味着两种生活，前者是相濡以沫的夫妻陪伴，后者是缱绻相思的爱情火花，虽然情感类别不同，但显然已经不具备刘、黄那般的激烈碰撞之意。两个女人身后的象征意味被剥去，脱落为两个人物，且两个角色都被刻画为“有本事”，所谓本事便是不断攀附向上爬，未免单薄残酷。又或许，在作者看来高速运转的当代社会中，女性的生存空间愈发逼仄窄小，因而众生一面、共行一路。在死意翻腾奔涌的人性实验场中，两女之生之活失去了碰撞差异的配比可能，仅仅沦为加速化学反应的催化剂，未免可惜，何况晓菲还肩负着小说死亡阴影下的一条生之暗线。描摹残酷，需要叙事的精度，执着于残酷的精度，往往会失去小说中人的立体度。鱼和熊掌，精度与立体度，孰先孰后，孰轻孰重，短篇小说有限的容量还暂不能为读者解答。
从内容题材来看，《余墨》隶属于作者“高校小说”系列，“异化”是此系列中一个重要主题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是小说探索的核心。前有格陵兰博士狂奔出逃，今有学术天才潦倒死去，高校的暗面阴影究竟有多广，人性的灰度又有多深，如此种种都是有限资源背后相互倾轧抢夺的产物。高校如围城，进出皆不自得，《余墨》中的“我”算是半个局外人视角，通过重游故地扫描围城内的残酷变异。《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》中的毕小沅亦属局外人，彼时的局外人围观学术机器种种还只有喟叹，到“我”时已开始深度介入围城中的价值博弈。“我”是历史的镜头，在生死两极之间梳理着平行于学院内的历史脉络，因而“我”的审视不仅是对校内的清点，亦是对大历史的论述，具备形而上的省思。所以小说中几次出现对历史的定义，诸如“历史是由血、火、人类的罪行和愚蠢组成的”，诸如“很多历史的必然，都由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引发，在蝴蝶效应中，变成冥冥之中的定数”。不难看出在历史的宏大威力之下，格陵兰博士的怨怼在《余墨》的生死面前被消解，批判质问上升为一种拨开云雾之后的释然，也有了直面大时代的宽心。于是安排孟师兄多年之后依然葆有“任我行”之风姿，安排旁人眼中虚伪逢迎的程济悄悄送上一组花圈以示感念，这一星半点的真心真情增添了小说的温度。人活一世，无所谓起亦无所谓终，两端皆混沌皆懵懂。葬礼，确为逝者举办，实则乃是令生者有所感悟。小说自葬礼始，以生之喟叹终，诸般丑陋世相中漂浮弥漫最多的还是对知识的敬畏，这或许是一位学者型小说家始终不愿丢弃的沉重。
应物兄问：“想好了吗？来还是不来？”《余墨》诸人来，皆因来而聚于此，他们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，依然追求，这未尝不是儒林围城中的一点英雄主义，批判、讽刺、痛惜、深思之后的执着追求。小说的现在完成时语法也将继续发挥其影响，于每一位对学术之路或惶惑或纠结或执着的学子而言，这场葬礼无疑是一道反思的切口，这一点浓稠的墨迹也将在社会的波涛中持续漫延、晕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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